说到阿纳姆，玩二战题材游戏的同志们应该不陌生，1944年9月这里发生过悲惨的阿纳姆桥争夺战，属于诺曼底登陆后续的市场花园行动的一部份：空投伞兵配合地面装甲部队快速夺取莱茵河上的桥梁。后来，伞兵扔下去了，地面部队过不来……关于此有一部蛮有名的英国电影A Bridge Too Far，《兄弟连》里似乎也有表现。

闲话不说。人穷急了，无非两种反应：或者勒紧裤带，节省从茶叶蛋到原子弹的各类开销；或者开动脑筋，为从茶叶蛋到原子弹的需要，寻找不花钱的替代品。

两者都有积极意义：第一种情况下，你会顿悟，太多可有可没有但是总觉得有了最好的东西，其实没有了也没照样活下去；第二种情况下，你会惊喜，原来生活中有太多可花可不花但是已经习惯于花的钱，其实大可以不必花的。

街头垃圾桶原来是不需要那么多的，这符合第一条逻辑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总部在尼姆韦根（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字）的环保组织根据第二条逻辑，提供了替代方案：如果走在街上看到没清扫的垃圾，用Iphone拍下来，把照片用彩信发给市政机构，后者按图索骥，派人来清扫。这比每天按部就班清空所有垃圾桶要节省人力和人工费。

真是民富国穷的最好诠释呵，一个人手一台Iphone的城市，市政府需要精打细算每天清理600个垃圾桶的人工费？

在惊叹于人在窘境的创造力的同时，我有了如题的那个不厚道的联想。

消息来源：

http://www.courrierinternational.com/article/2011/06/06/des-poubelles-jetees-aux-orties

一直有这样的念头，我将来退休，要当一段时间作家，至于写什么，并没有想清楚，去年的一天，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，便给自己一个任务：至少要把这未完成的作品改写出来，让更多人看到。
这本名叫《换骨记》的自传，无书号无定价，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的自我安慰。我得到的这本，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，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，看它是否有正规的出版价值。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，就得出结论，没有任何出版价值，然后，它就在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，直到我无意中翻起。
作者是我父母当年在新疆兵团结识的湖南同乡，粗略算来，迄今已四十年，当时环境下，两家关系胜亲戚，他比我父母年长一辈，自然我一直拿他当爷爷看。他系因前国军中校而服刑新疆，又是刽子手曾国荃后人，成分已经不能再坏，所以，我最早的印象里，他总是满脸微笑而很少说话，后来才逐渐活跃并有机会展示其极好的旧学底子。和我家同时迁回湖南后，老先生转向曾国藩研究，海内外常有论文发表。
我对《换骨记》的失望，首先是很想知道他们当年服刑新疆时的经历。这段历史不见于文献，你能看到的，只是王震率领的转业大军和知识青年如何先后扎根建设新疆。而我不但很早就从长辈、老师那里听到犯人建设新疆的只言片语，周围还有大批人被称为“新生人员”或“新生人员子女”，甚至还有“新生连队”这个词，不难猜测，其中有过一段滤掉的历史。然而，我按目录直接翻到《换骨记》关于新疆的部分，在这本近十万字的书中，这部分只有短短几页，很快就跳到家庭团聚、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了，而其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长达18年！
尤让我失望的是，这部分之后就是最后一章《尾声：姓“国”乎？姓“共”乎？》，基本是对此后几十年极其粗线条的勾勒和生世感怀，大抵叹息他参加国军实系日本侵华在即的报国之举，而抗战胜利后他不但未参与内战，还一度心向共产党，更曾与地下党合作参加起义，奈何却顶着国民党的帽子受罪一生，家破人亡、几度辗转阎王殿前，谁曾想，风水轮流转，国民党又成我党国争取对象，连战访京竟成党国一大喜事，“看来，我是既姓‘国’又姓‘共’了。”
老实说，从他身上，我多少再次看到我的另一位长辈的影子。这位今天还在新疆的长辈，与他所不同者，是其在新疆就地起义就地坐牢。十多年来，这位长辈每来信，必附一份他在各类统战刊物上的诗作。读来颇像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写就。唯一的区别，也许就在于这种老干体诗的前两三行——我本少年热血投笔从戎，奈何国共兄弟彼此战场弯弓月。接下来的感慨，则与党内老干部别无二致，比如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，幸得党中央英明，拨开乌云重见天日，国家蒸蒸日上，本人虽蹉跎青春，但夕阳晚景无限红……其对改革开放的欣喜欣慰，对党国英明神武的颂扬，尤在偶尔还发发牢骚的中共老干部之上。
也难怪，他现下的待遇确实与党的老干部别无二致。两年前我去拜访，他正住院，很是开心地告诉我住的是老干病房。老先生年过八十，无论眉宇、身板，都是一副为我党打下江山的老将军范儿，绝对看不出他从20来岁到快退休的岁月，都在监狱和煤矿井下度过。
说来这位长辈人生反差颇大。据说当年军校毕业回乡，一身美式军服玉树临风，引提亲者无数，但乡下庸脂俗粉显然不入他眼，他声称如若娶妻，要么日本女人要么大户人家独生女。又据说，他打麻将骨牌从来只赢不输，因为牌桌上的小姐太太们都愿把钱输给他。看他今天的派头，想来此说不虚。
我家亲戚中，有这种强烈身份错觉的不止这一位，甚至还有更离奇的。在我看，无论是他们，还是《换骨记》作者，按理，都受过完整旧式教育，甚至还留洋，断不该在陈述自己一生时，完全在“政协体”和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的套子里打转儿。相比之下，正牌儿的我党干部在《炎黄春秋》中的回忆文字，都明显要更平实更少党化色彩。
我未见过比这更荒谬的事情。所以，我随意翻了几页《换骨记》，就把它丢到一边。
然而，到某一天，真正从头看完《换骨记》，我不由为自己的轻狂和缺少对一代人的同情理解而悔恨。老先生的文字对新疆着墨不多，确实有体力精力不济缘故，毕竟他写此书时，已盲一目，且只余0.1的视力。更重要一个原因是，相比他被发配新疆前的经历，新疆确实不值得他花费太多心血，毕竟新疆余生，即使算不得天堂，至少也是脱离苦海。
它实在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。
我相信他越近开头写得越细致，确有他刻骨难忘的因素。比如“镇反”期间，他被捕却阴差阳错躲过“先按照人口的千分之一杀掉一批”。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：一个，是他在外地被昔日的老熟人立功举报，结果他关押了十个月而错过“镇反”高潮，但那位举报他的“恩人”却因回乡赶上镇反而被枪决。另一个，是对“轧子室”的描述，该室得名于一种靠在墙边的刑具，系对半锯开挖出许多小洞的原木，被关押者双腿夹在圆洞中，稍动一下必皮开肉裂，生不如死，一少年当不得痛楚，便以拳头自碎睾丸求死。
我几乎没有看过“镇反”对象的详细亲历文字。毕竟，“镇反”属于杀敌人，至多错在扩大化，它得到的关注远不如造成大批“自己人”死亡的大饥荒、文革。此间的死者，只在近些年才作为一个数字被人提起。
老先生死罪得免，活罪难逃。1951年因“历史反革命”获刑12年，其间两度摸到阎王殿大门。一次是大饥荒时服刑甘肃安西县双塔堡水库，另一次是被押送徒步穿越沙漠的极度干渴。
双塔堡水库离著名的夹边沟不算太远，外间鲜知其名，但这里的惨剧就规模而言，则远超夹边沟。关于双塔堡水库，网上可查到的寥寥相关文字称，发配至此的右派，比发配到夹边沟的更不幸，因为这里的主力是“叛乱者”，环境、条件极为恶劣，连房子都没有。也许正因这里多系久经考验而幸存的反革命，与夹边沟那些突然被打入深渊的右派相比，大都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，比如老先生此前就曾在宁夏西北的西大滩潮湖农场锤炼过，故双塔堡水库总体死亡率要低于夹边沟。1958年一万八千名各种人犯被押送至此，1960年水库完工，约万人埋骨异乡。作为亲历者，老先生对此间犯人如何生产、如何生活、如何被管理，如何应对恶劣环境，以及无时不在的饥饿，写得极为细腻。它该是那一万八千人留下的最翔实文献，如果不是惟一的话。
《换骨记》中关于饥饿的描述，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1年抵达新疆之时。他们在终点被卸下火车，沿铁道步行，突然有人凭第六感跳进一垃圾箱，果然发现有堆西瓜皮，于是大伙冲上去把西瓜皮抢得干干净净。当然，老先生没有去——就像在双塔堡水库，一位中暑的同伴昏厥呕吐，众人立即围上去吃光了呕吐物。按老先生的话说，是人的尊严让他挡住诱惑。
老先生与家人1950年分离，1965年，也就是老先生刑满释放3年后，才获准家人户口迁往新疆团聚。老先生系狱时，太太带着3个孩子，肚还怀着一个，15年后重逢，仅长女幸存。老太太也不容易，出身书香门第，15年间靠洗衣做保姆维持生计，40出头再见夫婿，已是身体弯成九十度，轻得只有一把骨头的半埋人。
书中一位与他同由湖南而辗转新疆的人物，也是当年我父母的朋友，邵阳人氏，无妻无子亦似无亲人，1980年前后去世。那时物资渐丰，逢年过节到我家造访，他很是舍得买糖果给我。据说，死后停尸太平间，晚上竟被老鼠咬去耳鼻，当时众议其身世孤苦让人怜。但看过此书方知，相比当年饿死后或被野狗或被同伴刨出吃掉的难友，他毕竟赶上了几年丰足日子，死可瞑目。
此前，我不知党国1959年颁布的特赦令原来并不只是对那些战犯有效，按政策，老先生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，当获自由，但他真正被“落实政策”，是特赦令颁布28年后的1987年。而按1977年的政策，他不但可平反“错划”，还可解决县团级待遇。书的末尾，相当篇幅是他为落实政策和待遇，上访求告，四处碰壁，受尽冷眼终至绝望。说实话，这些文字读来更让人心酸。
苏联有个冷笑话：苏联公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。老先生和我的一些长辈们的遭遇，无非是一种相对皆大欢喜的中国版本。我知道，我站在时间这头的看法，其实是饱汉不知饿人饥，但老先生苦苦上访，我无法不将之视作被猫玩到半死的老鼠，生机复见后却把猫当成保护者。
如果，老先生当年像我那位长辈一样及时落实政策，二三十年优渥的“县团级”待遇下来，是否会自觉以老干部自居，忆及当年，笔下是否还有沉痛，甚至是否还会有这样一本《换骨记》，我不敢以常情度之。
我大体能理解，经过此番历练的人，几乎绝难以平实纯粹的文字细叙自己的经历。毕竟这等被改造对象，并非只是身受苦役，甚至，苦役不过是让被改造者明白，自由与否，存活之念，皆在全身心向组织靠拢一途。
《换骨记》中提到过无法忍受苦役和精神摧残的抗争者，有人愤而写下一首《我的斗争》，私下传递：“血肉凝成的唐来渠，把我们的青春葬送。一切勇敢的人，起来，罢工！这就是斗争。”此人命运如何，不必多言。
可以想象，活下来的人，在超强度的意识形态灌输下，倘其内心尚存一寸抵挡与拒斥的自留地，则不是被自己的“同犯”（犯人之间既要表现出认罪悔改的积极态度，又无资格彼此称同志，故以“同犯”互称）斗争而死，便是自绝于人民。几轮汰洗，求生本能必会让幸存者在语言上被完全组织化。
老先生在宁夏西大滩潮湖农场时，兼过墙报任务和劳动现场的宣传任务，当时那种受重视和被视为先进的成就感，想来当极为深刻，以致半个世纪后，老先生对自己写的一些快板书依然记忆犹新。兹照录两条：
其一
李振涛，呱呱叫，抓紧装土不伸腰。
王贵本是飞毛腿，背起土来跑得快。
突击组长吴天保，掌握劳动有高招，
他言道，背土不但要快跑，还要背篓装得高；
跑得快，装得高，多装快跑讲实效。
其二
一分队，学榜样，调动人马摆战场。
大小组长来带头，争先快跑和多装。
一组本是好劳力，个个脸上透红光；
二组、三组不示弱，准备加油干一场。
你若问，干得最好是哪几个。
等会我，一个一个来表扬。
同犯们，今天我们向站领导表决心，
流动红旗我们十中队要不要？
不过，老先生的努力从不曾被组织承认过，为减刑立功，他努力劳动，努力宣传，努力做同犯思想工作，不但未获任何减刑机会，似连劳动和学习积极分子亦不曾获得。
他曾为之歌颂过、赞美过、幻想过的潮湖农场，在留下几十页细致描述后，不得不以几段话匆匆结尾，因为荒漠辟出农田，虽历时两年终于完工，但1955年播种，收获不及种子的十分之一，这一万亩农田终因盐碱化而废弃。
我终于能体谅那些向组织积极靠拢，或欣然或悲痛的文字，尽管这类文字与描述生之痛苦的文字，经常相伴出现，互相牴牾。我想，作者可能根本无法意识这种矛盾，更一生无法找到适当的语言，来缝合这种撕裂感。在我看，它文本上的失败，却真实呈现了这些人精神上的痛苦与分裂。
对试图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人来说，此种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痛苦与分裂。连战跨过海峡与宿敌握手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也就是个重大新闻而已。但对老先生来说，却是最后岁月一抹肯定其人生的神光，其经历一生荣苦皆不脱到底是“共”还是“国”，全书以此结尾，一生纠结，无力思索，更无答案，最后，只能搬来一句中国式的捣浆糊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：“看来，我是既姓‘国’又姓‘共’了。”
只能是捣浆糊。在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的框架里，他的一生大抵只能写到这个程度。他们这代人重述历史，只能取自我辩护姿态，而且“履历合法化”的辩护词无非如此：参加国军是为了抗战，内战时厌恶内战且没上战场，最后时刻还光荣参加起义，被新政权改造时，态度一直积极良好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来坚决拥护……
寻求人生意义和价值，终需依附于某种思想或价值体系，在老先生能找到和依靠的资源中，只有此种解释，才能赋予其命运的合理性与人生的正面价值，哪怕老先生因此无一字提及曾两次在抗战受伤——不抢风头显然是种得体的姿态，——否则何以面对自己的一生？近世中国人很现实，失败者没有同情，更没有自我价值安放的空间。
其实，我那位全然以老干部自居的长辈，何曾不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何曾不知道这种悖论，但为什么要在精神上跟自己过不去？宁愿选择遗忘，是最好的自我精神保护。
伟大如钱学森，亦不能免俗。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阐述，恰是今日座标下的伟大爱国者形象。他曾寻求移民美国的事实，“溢出”这个叙事框架，只能假装不存在。就如《换骨记》中曾谈到，内战爆发时，老先生曾想在国共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，追随李济深路线。能有这几句语焉不详，大抵是因为今天的话语体系里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，尚可在统战范畴内找到位置。
无论如何，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岛的经历，但绝不可能有类似《古拉格群岛》的作品。没错，中国固然有古拉格，但绝不会有《古拉格群岛》，不会有《日瓦格医生》等苏联同类作品。此事非关勇气与道德，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。
中国与苏联不但有过相同苦难，且同在苦难后集体舔舐过伤口。在苏联，为“解冻文学”，在中国，为“伤痕文学”。两者虽相似之处不胜枚举，但风格之异显著，高下之别立判。“伤痕文学”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，极为抒情、情感浓烈、爱憎分明、沉重忧伤，而苏联“解冻文学”常见的历史批判的力量、理性思考的沉淀、宽恕与同情的情怀、细腻温情的深沉，则几乎看不到，“伤痕文学”甚至只能勉强算“解冻文学”的幼稚抒情版。
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和语言的贫乏，甚至，你也可以直接说，“伤痕文学”时期的汉语，几乎就是一种完全不能胜任文学功能的工具。
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，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、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窑洞的、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，以中央对地方、国家对个人、现代对传统、标准对非标准、正确对异端的强力，独占一切现代传播工具，横扫一切公共空间，变成公共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。
人类历史上，从未有过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，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语言，推广一种人造语言：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，每天开会听报告、谈心得、做检查、大批判……一切个人的时间、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，这种包裹着特定思维方式、历史观、道德观、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。
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，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模式的重塑和同化。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。作为思想的工具，表达的工具，语言的宣教化，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、趣味、审美，甚至难于灵敏地感受它。
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，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。——你甚至不难发现，《人民日报》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。“会战”、“战役”、“春风”、“高潮”之类修辞，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，泛滥在今天，则是僵尸。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，从上到下，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“三个代表”、“四个坚持”、“五个绝不”、“六个确保”……。
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，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，比如我们习惯用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或“三年困难时期”这个指称，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“苦日子”，由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。而像“解放后”、“改革开放以来”之类指称，甚至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、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，它的约束甚至体现为，我们试图结构它时，也会自觉以阵营、以意识形态划分。
官话的普及，无疑会左右人的记忆和认识能力，我留意到，在我父辈对文革前的历史记忆和叙事，与官方版本有极大差异，但文革爆发后的部分，却总是与至少一个官方版本高度契合。除非有极强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识，或者干脆就是个彻底的文盲，或者集体有强大的地方方言保护——方言强度总是与官方意识形态输入强度成反比，否则无法逃避和抗拒官话对个人的重塑和同化。
或许值得一说的是，《换骨记》的作者经历超强红色语言轰炸，好在还有古诗词的熏陶。先人留下的表达方式，使他可轻易挣脱想象和表达的枷锁，进入真正自由之境。妻儿万里之外，遥寄书信慰离情，用现代汉语，少不了平平仄仄颂党恩，老老实实重做人的表白，用古诗，则别有真情：
记取别时秋雨濛，又惊黄叶东西风。
年来夜夜关山月，长照相思五处同。
又如，同伴瘐死牢中，狱卒除下同伴脚镣时，他以占句送别，那一刻也除却了自己精神上的脚镣：
乱世死生焉足论，人间谁与赋同情？
脚镣除下君知否，此去黄泉喜步轻。
“伤痕文学”的最大伤痕，在于前三十年刚刚结束，尽管有需求，人们却无法用语言精细准确表达一切个人化的感触体验，甚至缺少足够灵敏和细微的感知能力。生于这个时代的不幸，甚至在你若放歌一曲时，无论是何经历，是何观念，脱口而出的，必然是红歌，区别或许只在中国红歌还是苏联红歌。
只有语言技能在后三十年才接受训练的人，才能因现代汉语功能的逐渐丰富和完备，有机会成为一个具备健全感知、思考、表达能力的人。顺带说一句，非北方方言区的南方人，通常面临特殊的困难，因为他们用于文字表达的语言，实际并非母语，这就是为什么南方作家很难写出鲜活生动文字的原因。
然而，尽管官话今天被迫一点点从个人领域退出，对我们思维、情感、判断、表达的无形惯性影响仍在。你不用与台湾或香港人深入交流，便可明显体察到这种区别——台湾香港远不如大陆有更深厚复杂的历史素材，但他们有细腻深沉远胜大陆的文学和影视作品。无论是感知还是表达，大陆甚至明显逊色于弹丸之地的香港。只有一样为大陆所擅长，那就是官民一致、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——它是前三十年留给今日中国的一条精神阑尾。
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宿命。《换骨记》的遗憾，自当在这个背景下同情性理解——同情性理解，正是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中被成功清除掉的东西之一。
无疑，在我看来，《换骨记》是本远未完成的作品。而且，书中不少普通人的经历和故事，都自有单独挖掘整理的价值。遗憾而痛心的是，《换骨记》的老先生已经辞世，我再无采访整理的可能，但依据这个现成底本，依然可有所为。
前几天，无意在一位有志于文学的同事桌上看到一本保罗·策兰的诗集，我不知此为何人，听得大致介绍和极力推崇后，非要借回一读。原因很简单，策兰面临的特殊困境，让我想起并重新审视和理解《换骨记》。
策兰生于战前的罗马尼亚，但故乡战后被划归乌克兰，作为一个流亡西欧永失故土的诗人，策兰更深切的不幸在于，他是父母均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，但母语却偏是德语，此种命运的悖论，可用他的一句话概括：“妈妈，我在用敌人的语言写诗。”
固然，德语之于策兰，可有敌人语言的沉痛，但作为工具，无论是抚摸内心至苦至痛，还是抒发表达这种痛感，却绝无障碍或先天不足，毕竟，德语不是一种与特定观念体系牢牢锁定的工具，亦从未曾与丰厚的历史文化源头与真实的社会隔断。即使在苏联时代，俄语也不曾被整体彻底消毒改造，阉割为只有单一功能的死语言。
其实，《换骨记》在另一重意味上，何尝不是用敌人的语言写就的自传。我希望时间能给我足够距离，让我写出这种应当不下于策兰的痛感。它并非个别人。毕竟对整整一代中国人，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，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，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、熟悉的生活，缺少足够的感知、表达能力；于曾经的历史，行进中的时间，缺少记忆和和思考的能力，是否可以这样认为，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。

我不知道狗，我只是认识其中的几只，能够叫出名字来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曾经向我传授过一些关于狗的简单知识。比如说看见狗走过来不要怕，千万不 能转身就跑。又比如说如果想吓走一条狗，那么就蹲下身去，一直手假装在地上寻摸什么。狗会以为你在找石头砸它，会扭头就跑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住在山沟 里，周围只有些土狗。我在土狗身上验证过这些知识，证明确实有效。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一条狗在狭窄的山路上遭遇，双方心理上都在犹豫着要维持尊严到 哪一刻，然后掉头就跑。城市里只有宠物狗，他们紧跟着主人，8字型兜圈跑，专心找电线杆和垃圾桶撒尿。它们对我没有兴趣，可能是因为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

小乖是一个很好的名字，适合一条大型犬。的确存在着这么一条金毛犬，他现在就在北京。小乖的主人是我朋友，我初到北京时在他家里借住了大半年。没去 他家之前，朋友在MSN上天天发女大学生的照片给我，告诉我说这是他新交往的女朋友。为此，我对于借住他家这件事充满了粉红色的期待。等我真的住进去了， 才发觉他过着一种素炒苦瓜的生活，每天按时起床上班，下班上MSN问候他在国外的太太。没有女大学生，没有，除了我们两个人和偶尔出现的保姆，200多平 米的房间里没有别人。朋友晚上10点半睡觉，早晨7点半起床；我晚上三点睡觉，中午十一点起床。后来上了班，早上八点半起床，晚上三点半回来。总之，我们 除了周末在客厅偶遇之外，很少有见面的机会。

于是我见到小乖的机会远远高于见到我朋友。小乖住在阳台上，阳台和厨房共享一个窗子。当我进厨房泡茶吃饭的时候，它就会跳起身来，趴在窗台上，像个 狗头雷达一样盯着我。我甚至不用看过去，只要听到它的喘息声就知道它在那里了。带着它一贯温顺的目光和湿漉漉的鼻子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这种凝视的力量很 大，有助于节食。当一个人在午饭的时候，如果有一条狗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你，你很难不心软分一半肉菜给他。无数次，无数次酱牛肉或者鸭肝滑过一条优美的曲 线，一准落在小乖早已经张开的大口里。只听到牙关敲击的一响，喉咙咕咚的一声，不到一秒钟时间，一块肉就消失不见。小乖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依然平静 地趴在窗口，用温顺的目光从身后继续拍我的肩膀，努力把我的脸转过来。

我和小乖一开始是典型的酒肉朋友关系，它不反对吃任何我正在吃的东西：葡萄、酸奶、西红柿都好，它只反对挑食。我惊诧于它的好胃口，和对食物的永不 餍足，如果有东西吃，它永远处在吃的状态，直到像一条金鱼一样被撑死。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趁我朋友不注意，他一口气吃了八个馒头，然后一直在喝水， 最后就四脚朝天倒在地上不起来。顺带说一句，小乖是没有声音的。人类发明了一种电击项圈，在狗还很小的时候套在颈项上。感应器一旦测量到狗的声带有所震 动，就会发出一道弱电击，给狗一个刺激。久而久之，狗就不会叫了，长大了也不会。小乖戴过这种项圈，而且被阉过，所以寂然无声，永不恼怒，就像是皇帝后宫 里的服务人员，一声不吭，专心做事。小乖不能说话，所以它安安静静地看着你。

知道它是个哑巴之后，我们之间的信任感终于建立起来。对于城里人来说，这一点尤为不易。可以想见，我和小乖经常是房间里仅存的活物，所以我们经常聊 天。准确地说，是我说，小乖听。小乖是个好听众，从来不打断我，也永远不提问，只是用温顺的目光怜悯地看着我，一个钟头都不会厌倦。在很多个凌晨三点半， 我放了工回来，跑到厨房里抽只睡前烟解乏，哪怕是在那么漆黑的夜里，周围只有电器的电源指示灯闪烁着微茫的光亮，只要我走到窗台边，伸手就可以摸到小乖毛 茸茸的脑袋，或者湿漉漉的鼻子，等着听我讲着漫长的一天里又有什么操蛋的人和操蛋的事。如今，小乖已经搬到了五环外，据说因为周围少人而患上了忧郁症，连 心爱的兔子玩偶也无心撕扯了。我觉得我可能知道他的心事，在我们聊天的岁月里其实我一直憋了一些话没有对他说，其中一个话题就是：小乖，来，我给你讲讲关 于交配这件事。。。。。。

小乖永远也不会知道一件可能彻底摧毁我们友谊的事情：我是一个食狗者。起码我认识它的时候，我依然是一个食狗者。我喜欢碳烤狗排，凉拌狗肉以及狗肉 米线。为此，我曾经多次讴歌过昆明双龙桥的狗肉夜市，以及手下超生无数犬只的狗三爷他老人家。是的，我曾经说过食狗者们至今还在传诵的名言：狗是人类的好 朋友，因为它们的味道很棒。我并不是要忏悔什么，谁能责备一个神志健全的中国人呢？做中国人的好处就在这里，我可以一边吃着狗，一边和一条狗聊天。我永远 也不会费神去建立一种无效连接，把眼前这条狗和锅里的那些联系起来，好让自己不自在。要区分它们很简单，小乖是具体的，有名字的一条狗，我和他很熟悉；而 在汤锅里沸腾的那些，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来，我们不熟，它们被煮熟，它们是肉。读史书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一点，比如说赵括将军，假若他是被“醢之”，我感觉 很惊悚，很震撼，想着吹牛逼的代价也太严重了。而说到他的士兵，赵降卒四十万，历史上被“坑之”，我没什么感觉。那四十万人在一个坑里沸腾着，我叫不出他 们的名字来，我们不熟，他们变成化肥，上面有疯长的树，他们是肥料。

我也永远不会费神去建立假设：有一天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我和小乖，以及我们中间的一口砂锅。这种假设没有意义，因为人类已然灭绝，而神话故事 里总会剩下一男一女，不是一男和一阉狗。不用到那口砂锅，镜头扫到我和小乖的时候就可以写上“THE END”了。没有最后，最后是怎样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片子倒放回去，我和小乖都身在各自无数的同类中间，以至于意识不到对方还有海量的同类存在。这一刻是 幸福而美好的，况且我们认识彼此，我能叫出他的名字。而且，小乖见我蹲下，在地上寻摸什么的时候并不会转身逃开，而是继续直扑向我，为了他这一次终于能舔 到我的脸而由衷地感觉到高兴。小乖是城里人，他没有土狗的那种遗传记忆残留。

至于说我为什么连土狗现在也不吃了，原因是一段Youtube上的视频。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看到Youtube，因为我不想戴上电击项圈。但 是，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看到了什么：一只狗在熟睡中突然翻身惊起，四爪翻飞就开始往前冲，一直冲到墙上被撞倒，这才睁开眼睛，四下望了一圈，趔趄着走回去 继续睡觉。我看完之后确定，该狗当时一定是在做梦，而且发生了梦游。那么，如果一只狗能够做梦，而且为梦境所惊吓以至于梦游逃跑，说明它的小脑袋瓜里有类 似人类的什么东西，而并不只是条件反射或者生物本能。具体是什么东西，我猜想是灵魂。我不能把一样有灵魂的东西放在锅里煮熟吃掉，这件事情会让我非常难以 接受，就像吃掉一个同类。有人听过这个故事，坏笑着问我说：那你要不要看一段牛或者猪做梦的视频？我这里也有。

所以说，故事之所以被流传是因为它总是不能被正确理解。也许，牛或者猪的确是会做梦。但是，我不曾在一个窗台上，在凌晨三点半和它们聊过天。或者 说，牛或者猪只是一个集合名词，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。也许，它们也曾经有过名字，但是被卖给了汤婆婆，这就是汤婆婆那里永不匮乏肉食的原因。小乖不同，它 坐上了水中行驶的列车，带着自己的名字远远逃离开去。

巴黎近郊Vavnves-Malakoff-Rue Etienne Dolet 地铁站附近。从地铁站到耶稣会档案馆的第一个叉路口

一张挂着红星的东方和尚的脸，指引去西洋和尚家的路。

另，Malakoff的市长，这届是，上届是，上溯到30年代一直是共产党人。

——张慧剑《辰子说林 》

请注意上面的英文翻译……“Radium”！

呜呼，友邦人士或有不谙中文者当惊诧莫名：素闻中华古代文明光辉灿烂，奇巧迭出，殊不知明代即已提炼出放射性元素镭，早于居里夫人六百年余，且已用为“明代城防之主要武器”。由此不仅黑火药，而核武器亦为中国所发明，当无疑矣。

Un froid de canard（鸭子一般冷）。形容滴水成冰的天气。为什么偏偏是鸭子？解释似乎是，猎鸭子一般在秋冬两季，猎人得在芦苇荡里一动不动地守株待鸭，一般来说鸭子终于来了，猎人也冻僵了。另说冬天随着湖面不断封冻，鸭子得不断更换栖身地，运动中的目标总是容易被发现的，于是冬天就成了打鸭子的好季节。

鸭子应当是各国都打的，不过“冻死鸭”的说法似乎是法语专利。其它的欧洲语言都说这天“狗冷狗冷”的。

意大利语：un freddo di cane

巴西葡萄牙语：Um frio de cão

德语：Eine Hundekälte

希伯来语：Kor klavime (קור כלבים)

冻僵一池绿水，干狗何事？开化更晚的地方似乎也会用狼说事：

西西里语：’N frìddu di lùpi

魁北克法语：C’est fret comme chez le loup / c’est fret à faire hurler les loups（冷得狼都嚎将起来）。这是犬科动物和寒冷的意义相交之处吗？

Avoir le cafard, un coup de cafard（心怀蟑螂、当头挨一蟑螂）。意为郁闷、不爽、世界一片灰暗。蟑螂和忧郁症什么关系呢？查字典，语出波德莱尔。这是他对法语除了Spleen之外贡献的另一个形容忧郁的词。

«  Parfois il prend, sachant mon grand amour de l’Art,
La forme de la plus séduisante des femmes,
Et, sous de spécieux prétextes de cafard,
Accoutume ma lèvre à des philtres infâmes. »

而更早的时候，cafard和忧郁毫无关系，而是指伪装虔诚的人。可能来源于阿拉伯语كافر kāfir 异教徒。而Cafard确指现实中的蟑螂也是之后的事情：因为蟑螂喜欢在暗地里活动，是阴谋家姿态。就像法语里同样是先有了列那的故事，后来狐狸这种动物才因此命名为Renard。

好了，资料记录完毕。我最后想说的是：这个星期，巴黎的气温能冷死鸭子，而我们的心情也爬满了那种小小的蜚蠊科（Blattidae）动物的足迹。